一、阴阳五行学说研究
（一）阴阳学说的研究
方法论意义的阴阳学说研究：自西医学传入我国，阴阳学说作为方法论在近现代对中医学是否还具有意义，在学术界就有争议。五十年代，在中医科学化的背景下，这一问题更发展成为一场较大规模的争论。“文革”中，有关教材对阴阳学说大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给予定位。“文革”后，随着新的文化“启蒙”运动，国外自然科学界的最新观念被迅速介绍，在中医界这一事件被作为重新认识中医的契机。以多学科（如高能物理、模糊数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混沌理论等）研究中医为名义，对阴阳学说的意义有趋于积极方向的评价。至九十年代，工作仍在继续。
作为生理、病理、诊疗模式的阴阳学说研究：阴阳的对立统一模式，在中医脏象、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后等方面均有明确的运用。“人生有形，先别阴阳。”“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阴阳的对立消长，依存互根，相互转化规律在以前易被认为只是一种思辩理论。阴阳模式的现代研究开展较多的是从cAMP/cGAP来研究其物质基础。1973年，国外学者Goldbeig首先提出人体信息传递的第二信使系统cAMP/cGAP两种环核苷酸之间存在着类似阴阳的关系，一般以cAMP为阳，cGAP为阴。上海内分泌研究所邝安坤1978年在《中华内科杂志》上发表“阳虚病人内分泌，免疫和环核苷酸变化的初步观察”，经20多种疾病的研究，证实了这一学说，从而引起对阴阳学说关系模式的重新肯定。1979年上海第二医学院夏宗勤在《中医杂志》发表“中医‘虚证’理论的初步探讨（阴虚和阳虚病人血浆环核苷酸含量变化的比较）”一文，指出阴虚时，cAMP含量明显增高，cAMP/cGAP比值无明显降低；而阳虚病人，cGAP含量明显增高，cAMP/cGAP比值明显降低。1980年陈奇在江西中医药杂志上发表“cAMP、cGAP与中医阴阳学说”的文章。随后在各类证候如阴阳虚证，气血虚证，寒热证等开展了与cAMP/cGAP变化的相关研究。在对临床辨证为阴虚、阳虚的病人所作大量工作表明，阴虚时主要为cAMP升高；阳虚时主要为cAMP/cGAP的比值降低。
作为有特定生理、病理、诊疗含义的阴阳学说的研究：即一般称为阴气、阳气的研究。这方面又有整体的阴气阳气和具体脏腑的阴气阳气的区别，后者可参见证候研究部分。二者的本质是一致的，从具体的研究内容看，整体的阴气阳气和具体脏腑的阴气阳气之分往往只是见仁见智之别。此外，寒热的研究与阴阳学说研究也有密切关系，可参照。
（二）五行学说研究
五行学说的研究主要是着眼于其方法论意义，而作为生理、病理、诊疗模式和有特定生理、病理、诊疗含义的五行学说的研究较少。其发展历程与阴阳学说同步。五、六十年代对五行学说的研究主要也在于阐述其哲学意义，但已有从控制论角度论述五行学说的论文，如当时的《中医——世界科学史上的奇迹》一文在八十年代有较大影响。在“文革”后的多学科中医研究中，有关控制论原理与五行学说原理的研究是这一热潮的肇基，也是其重点。1978年刘冠军在浙江中医学院学报上发表“从控制论看中医五行学说”，这一研究的结果之一是出现了对计算机中医诊疗系统的大量研究。并形成了如宋瑞玉的《控制中医学》等系统性著作。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王庆文90年代运用计算机控制论原理探讨五行学说的科学内涵及在辨证论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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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脏象经络研究
脏象，即“藏于内，象于外”之意，脏象学说也即中医的生理学说。中医学的特点是治疗学较病理学完善，病理学又较生理学完善，因此，生理学说虽有其自身内容，而大量的是从病理学说（证候学说）甚至治疗学说逆推的部分，可参见证候学说、治则研究章节。但要注意此二者的研究内容往往名同实异。广义而言，中医生理学研究还包括解剖学，心理学，体质学等的研究。经络是中医生理学的另一重要方面。从学科结构而言，生理学是中医学的前沿。
（一）脏象学说研究
脏象学说研究总论：
李聪普1955年在《新中医药杂志》上有系列的“中医生理学研究”。七十年代季钟朴形成现代中医生理学的学科框架，认为中医生理学的指导思想有四个方面：即阴平阳秘——对立统一观；五行生克乘侮——联系整体观；天人相应——机体与环境统一观；司外揣内——宏观生理学的方法论。系统地论述了中医生理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现代医学的应激学说在中医生理和病理研究中一直发挥重要作用。八十年代，美国生理学家坎农1928年提出的稳态学说被引用于说明中医的阴阳稳态学说，而有阴阳稳态、自稳态、自组织稳态等多种学说提出。1991年季钟朴主编出版《现代中医生理学基础》一书，分总论，中医“气血”理论的生理学基础，中医“心脉”理论的生理学基础，中医“脾胃”、“肝胆”理论的生理学基础，中医“肾”的生理学基础，中医整体论的生理学基础六篇论述。山东中医学院张颖清提出生物全息胚学说。
脏象学说的解剖意义研究
我国古代的人体生理解剖学至奴隶制社会的末期和封建社会的初期就处于滞缓状态。聂青保提出中国在公元前就在解剖上与西方不同，且一直未形成严格科学意义上的人体解剖学。侯宝璋《中国解剖史》认为：“以整个解剖言之，实极幼稚。”因而中医脏象学说中有关解剖部分出于揣摩者居多，甚至有中医脏器是“功能性脏器”之说。较早对中医解剖学及生理学进行现代意义的探讨的是刘广州，在1955年《中医杂志》上有“祖国医学对解剖及生理学的认识”系列文章。黄胜白1955年也在《中医杂志》发表“二千年前中国的人体解剖学”。后，对古籍中中医脏器仅有的解剖学记载与现代人体解剖学的脏器多有比较，有用于探讨古代解剖的科学性，更用于探讨二者的真实联系与区别。如对脾与胰腺关系的研究。1977年广州中医学院王建华从脾虚证候实质研究结果认为脾脏与消化、神经、内分泌及免疫系统等有关。北京中医研究所危北海1980年分析80例中医肝病，其中急慢性肝炎12例，说明中西医学对肝脏解剖位置、生理功能有一些共同认识等。黄铎香1982年前后在《泰山医学院学报》发表系列文章，论述中医五脏的解剖生理学基础。中医脏腑的解剖定位讨论从时间来看以六十年代为主，尤以三焦的争论更突出，如“三焦有形和无形问题”，“关于三焦之我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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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气血研究
（一）气血虚证的研究
1964年上海医学院附属广慈医院舌象研小组建立慢性失血气虚证模型。刘亚光1979年在浙江中医学院学报发表“从分子生物学角度探讨“气”的本质”，产生了较大影响。湖南中医学院王明辉对“气”的本质也有较多理论研究。北京中医研究所1980年对发现慢支气虚患者红细胞电泳率明显降低。在气虚证与第二信使系统(cAMP/cGMP)相互关系的研究中，多数作者报导血浆及局部组织的cAMP含量下降。宋崇顺1981年对部分心肺疾病的气虚证病人，以及模拟气虚动物模型进行血液流变学测定，发现其血粘度增高。鲍延熙等1981年对冠心病研究发现气虚患者以血液动力学改变为主，与血瘀病人之全血比粘度改变为主不同。丘洪发等1981年从肝线粒体氧化磷酸化的角度研究其本质。廖家珍等1982年从血浆及心肌细胞cAMP含量角度研究。1982年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气血研究室报导气虚患者存在心血管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以及对副交感和交感神经功能有不同程度影响。北京中医学院陈文为1983年等提出从生物能学和血液学角度研究气的本质的思路。李冰星1983年对气虚病人脉图参数作观察。罗陆一等1986年报导了与血清铜、锌、铜锌比值、锰、铬含量的研究。韩明向等1987年报导气虚患者全血比粘度、体外形成血栓的长度和重量均明显增加，说明了气虚可致瘀。吕志平等1987年观察了气虚患者的甲皱微循环变化。在气虚证与微量元素研究方面。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郑俐利1989年报导气虚患者血浆cAMP、cGMP均下降。1990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中医科胡国庆等对气虚证与甲皱微循环关系进行研究。1991年周光耀等探讨了气虚证的能量代谢研究。
（二）活血化瘀治则和血瘀证实质研究=
活血化瘀是中医治疗血瘀证的重要治则。活血化瘀的研究开始于五十年代末，对活血化瘀方“冠心Ⅱ号”复方及芳香温通复方宽胸气雾剂进行了抗心肌缺血及其机理研究。“文革”中，随着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宫外孕研究的开展，活血化瘀治则的机理研究渐受重视，并进一步发展为对血瘀证实质的研究。这一研究已成为我国治法和证候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研究方法上，在明确血瘀证诊断标准的基础上，临床与动物实验同步研究，在血瘀证动物模型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成立了活血化瘀研究专业委员会，出版了《血瘀证及活血化瘀研究》等专著。
活血化瘀治则研究：在活血化瘀法对心血管系统及免疫功能的影响，对血液流变性、血液系统的作用，对肿瘤的影响，活血化瘀的抑菌抗炎作用，对疼痛的作用，降脂作用，对急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的研究上，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不少成果。如1982年中医研究院鉴定的成果“中西医结合益气活血注射液治疗急性心肌梗塞临床及实验研究”。
活血化瘀治则研究始于1960年，用固定方剂通脉灵治疗硬皮病系列工作。1960～1964年以通脉灵为主进行辨证加减治疗全身性硬皮病104例、局限性硬皮病84例，绝大多数病人有一定疗效，治疗后皮肤变软，少数病人皮肤形态学显示不同程度的好转，血液循环特别是微循环有明显改善。按异病同治的原则，治疗烧伤瘢痕（23例）、象皮病（10多例）等，均收到一定的效果。1971年，有单位成立了全院性活血化瘀研究协作组，从临床、药物、理论三方面作了较系统的研究。山西中医研究所内科肾炎组1975年报导运用活血化瘀药物为主的“益肾汤”具有抗变态反应性炎症的作用。
七十年代根据中医辨证论治原则，采用活血化瘀治则，选用冠心Ⅱ号、川芎等药物，对冠心病尤其是心肌梗塞，脑卒中，高血压急症及血栓形成，具有较好疗效。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对冠心Ⅱ号、川芎、丹参、赤芍、红花、益母草、蒲黄、莪术、当归等活血化瘀药进行了生化、药理、心肌血小板超微结构的实验研究。初步阐明活血化瘀一些作用原理，活血化瘀药物的抗血栓形成、溶血栓、改变血栓结构、降低纤维蛋白血栓稳定性作用及抗心肌缺血和坏死作用等。
血瘀证实质研究：“七五”期间，国家攻关项目“对血瘀证的证候特异性，证候引起的机体内部形态、生理功能的变化及证候发生机理研究”。包括血瘀证诊断研究、血小板功能改变与血瘀证辨证关系的研究、肝郁气滞血瘀的临床和实验研究、血郁证实验动物模型的研制，活血化瘀方药的研究五部分内容。北京医院吕秉仁1995年归纳血瘀证的病理包括：①血液循环障碍，特别是静脉血和微循环障碍造成的缺血、瘀血、出血、血栓、水肿等病理变化；②炎症所致的组织渗出、变性、坏死、萎缩、增生病理变化；③代谢障碍引起的组织病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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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寒热虚实的研究
寒热虚实的研究实质上是中医“八纲”研究的主要内容。国内研究较早见于侯灿1962年在《广东中医杂志》上发表“八纲作为机体典型反应状态学说对现代医学的理论实践意义”，1964年在《中医杂志》发表“‘八纲’病理生理学初步探讨”，1965年在《中医杂志》上发表“关于八纲病理生理学的一些实验研究”等系列文章。徐上林1962年在《广东中医》发表“对‘寒热虚实’实质的初步探讨”文章。以及重庆医学院新医病理研究小组1973年重庆医学院新医病理学研究小组在《新医药学杂志》发表“虚损之病机探讨”，1975年在《新医药学杂志》发表“‘八纲’之病理解剖学基础初探”。其后，寒热研究主要见于北京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谢竹藩、梁月华等的研究。
寒热是八纲的两个重要方面。寒热含义有二：病因与病证。1962年徐上林报导，寒证患者基础代谢率偏低。寒证患者神经类型多为抑制型，热证患者偏于兴奋型。1963年林果为报导虚寒证患者受冷刺激后血压不升高反而降低，恢复也慢，虚热证患者相反。1963年严守正报导虚热证患者基础代谢率偏高者占30%。侯灿于八纲病理生理学基础初步探讨中已提出“寒”或“热”也许可以看作是以热量不足或热量过剩为其共同发病学原因的一种机体典型反应状态。病理形态上，1975年重庆医学院报导，寒证患者多为慢性炎症病变，血管充血已不十分明显，渗出的炎性细胞以淋巴细胞、大单核细胞为主，热证患者则多为急性炎症。
北京中医研究所1975年证明虚寒证患者皮肤电位减弱，是交感神经活动减弱的表现。虚寒证患者基础代谢率偏低。1978年桑木崇秀研究寒凉药和温热药的作用，他选择健康人于分别服热药和寒药后观察冷水刺激皮肤的复温过程。1979年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提出脾胃虚寒患者基础代谢率偏低者占56.2%。
北京医科大学1979年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中医寒热本质的初步研究”，注意到寒证患者与大鼠模型尿17－羟明显减少，热证患者及模型则排出量增多。并证明热证患者交感神经－肾上腺系统机能活动加强。寒证患者则降低。为了客观地综合反映整体的植物神经平衡状态，北京医学院1979年用因子分析方法制成了回归方程式。
1979年北京中医研究所用热性中药喂饲动物建立阴虚模型；李树毅、郭永惠1981年报导有虚寒表现的脾阳虚患者尿17-羟排量下降。1982年张万岱提出脾胃虚寒者中枢抑制过程增强。赵伟康等1982年发现虚寒证的甲亢患者尿17-羟也低下。
1982年起北京医学院梁月华经多次改进，用寒凉药、温热药建立寒证、热证动物模型；并在以后对造型方药作不断简化、改进；在动物模型基础上进行了肾上腺皮质功能、卵巢功能、体温调节、消化系统等的研究。1982年北京医学院也证明了寒证时中枢抑制占优势，热证时中枢兴奋性增强。1984年刘光旦报导有虚寒表现的肾阳虚患者月经周期错后者（大于38天）比虚热证患者多一倍。叶雪青1984年证明月经失调的热证患者交感神经功能偏亢，虚寒证者大多交感神经功能减弱或副交感神经功能亢进。谢竹藩等1986年发表“从尿中儿茶酚胺及cAMP、cGMP的排出探讨中医寒证、热证本质”；梁月华1988年从动物实验上对此提出进一步根据。
1989年起上海中医学院匡调元、张伟荣等开始从动物实验角度研究寒热体质。1991年张伟荣报导以体表温度为标准筛选自然寒体和热体动物；1991年北京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建立补气法实热证动物模型；1994年匡调元建立热体加五三粉法内燥模型；寒体加蜂蜜猪油法内湿模型；1995年江西芜州中医学校何晓晖建立辛温燥热食物法阴虚内热证模型。
多种研究表明，热证时机体的物质代谢特别是分解代谢亢进，能量代谢升高，产热效应加强。寒证则相反，神经系统功能活动、内分泌系统、环核苷酸、前列腺素进行的研究。从神经系统方面，早年即有报导寒证患者的神经类型多为抑制型，热证患者偏于兴奋型。早年从植物神经系统功能活动研究“证”的本质大多是结合阴虚和阳虚进行的。
虚实的研究多见于各脏腑虚实证的研究，可参见证候研究一节。虚劳的研究中与血液病相关的“血劳”研究较多，如中日友好医院梁贻俊1995年对血劳与红细胞免疫功能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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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诊法原理研究
（一） 舌诊研究
我国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有不少学者着手以现代科学方法从事中医的客观化研究，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直接对中医的某些诊断方法的客观化研究；一是通过对中医学中的一些脏腑功能的本质、作用机制的探讨进行客观化研究。
（二）脉诊研究
中医诊脉全凭经验和手指主观感觉，缺乏客观指标作为判定脉象的标准，所谓“心中易了，指下难明”，不仅初学者难以掌握，即使在有经验的中医师之间，有时对同一脉象也会作出不同的判断，所以脉诊的客观化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多年来，国内在脉诊客观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重点是探求、研制能全面反映中医脉象特点的精确度大、灵敏度高、重复性好的脉象仪。早在五十年代就有人应用杠杆式脉搏描记仪，试图通过机械能的作用，直接描记高血压弦脉脉搏波形，但失真性较大。五十年代末，有人研制出以酒石酸钾钠压电晶片为换能器的脉搏描记器，将中医寸、关、尺的脉搏，通过换能器转换为电能加以放大描记，初步确定了中医弦脉、滑脉、平脉等的特征图形，1959年，进行高血压弦脉及其机制的研究。
六十年代初研制的“20型三线脉象仪”，首先实现了寸、关、尺三部切脉压力的任意调节和客观定量测定，以及与指感基本一致的压力脉象波型的描记。该仪器在临床试用取得大量的实验数据。之后，全国各地陆续研制出各种不同换能器（如半导体硅应变片换能器，电感式压力换能器，电阻抗式换能器）的脉象仪，不断提高换能器的灵敏度，精确度，并改进探头的造型。
近年来有些单位还将声象图仪、频谱分析应用于中医脉象研究。七十年代初，中国医学科学院分院利用电子学的新进展，研制出性能较好的脉搏图机（后来改进为BYS-14型），所描记的脉搏图能反映出十余种脉象。为用脉搏图形识别这些脉搏打下了初步基础。七十年代末北京中医学院采用测量脉搏图参数，进行系统分析，来描述弦、滑、细、平等脉象的脉搏图特征，从定性推进到定量。八十年代初魏韧提出多因素脉图识别法，将切脉时医师的应指感觉分解为八种成分，其不同组合构成各种脉象。还研制出MTY-A型脉图仪，在传统的波形图外尚可描记各种取脉压力下的脉搏幅度趋势图及脉管粗细图，认为可综合上述八种指感成分，因而能反映出所有各种脉象。
近来（1987年）李景唐对这种多因素脉图识脉法作进一步论证，并研制出MX-5型多功能中医脉象仪，在以上三种图之外，增加了脉率趋势图，利用这四种图设计出27种中医脉象图谱。此外，浙江大学研制出一种多维脉象信息检测系统。中医科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研制出中突型三探头传感器以及测寸口动脉弯曲振动的传感器，特别是研制出一种能测定表浅动脉运动和截面变化的仪器。并研制了不同类型的中医脉象教具，如脉象模拟装置，电子脉象教学仪等。物理学中的进展，如流体力学的研究，各种传感器的设计和研究，都对研究中医脉象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脉象的形成机理的临床研究上，北京中医学院1975年观察上消化道出血病人与孔脉的关系，并描述其脉搏图特征。在脉象形成机理上，成都中医学院附院内科1975年，陈德奎1983年探讨弦脉的形成机理，认为主要涉及总外周阻力、心输出量和动脉顺应性三个因素。1983年兰州军区军医学校在《陕西中医学院学报》发表对脾胃虚证患者虚脉脉象的研究，湖南中医学院李绍芝1987年报导对心气虚证病人脉图参数的观测。1977年以来，上海中医学院费兆馥等采用脉象仪进行了脉图的定型，辨识以及脉象信息的模拟发生；观察生理状态下的脉图变化，脉象形成机理的探讨，脉图的临床研究等。黄世林1986年从临床实用出发，用阻抗传感器研究了各种脉象的寸口桡动脉血流图。广西中医学院唐农等1992年报导了冠心病心气虚患者寸口脉超声多普勒血流图的初步研究。报导妊娠与脉象关系的实验材料较多，结果也较一致，验证了“妇人脉滑数而经断者有孕”的中医理论。如傅骢远1987年在全国四诊研究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滑脉的实验研究”。有的学者还进行了正常人的脉象及影响因素研究。
在脉象动物模型研究上，1982年左箴建立戊巴比妥钠应用脉微欲绝模型；1983年陈德奎建立去甲肾上腺素应用弦脉模型，及桑寄生应用滑脉模型；1985年黄世林建立去甲肾上腺素应用鬼祟脉模型；并通过改变心率，改变心脏、血管功能，改变血液粘度，改变血容量等方法建立了浮、迟、数、滑、涩、弦、紧、细、弱、伏、孔、结、代、釜沸、虾游、交替脉等模型；1990年郑小伟建立冷冻法迟脉模型。
（三）其他诊法研究
腹诊的研究：萧熙1955年在《新中医药杂志》上发表“腹诊的整体性和实用性”的文章。较为系统论及腹诊的古籍是《黄帝内经》，对瘀血腹诊进行系统阐发，使之成为独特诊断瘀血而辨证用药的一种方法，是《伤寒杂病论》的贡献，十六世纪以来，日本古方派勃兴之后，对《伤寒论》中的腹诊内容作了系统研究，发展了瘀血腹诊。八十年代，中国中医研究院对瘀血腹诊法进行了研究。
国内近年研制出根据经络感传规律与特点的经穴电参量自动循回检测系统。可多点同步检测体表的电参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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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证候实质研究
证候实质研究的发展。吕维柏认为，辨证论治与对症治疗的区别在前者治疗时针对体现整体变化的“证”，后者则针对症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认识层次上后者较浅，属于感性认识；前者较深，有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是深入到事物内部规律的认识阶段。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的中西医结合科研以临床实验性描述研究为主，西医诊断，中医药治疗或联合用药，按西医指标观察疗效；1958年以前，中医临床研究侧重于单验方研究。辨证论治虽被广泛运用，但没有被科学地研究过。辨证论治的科学研究开始于1958年，那时候第一批西学中班学员毕业，并开始了其对中医学的科研工作。
六十到七十年代开始采用西医诊断，临床上辨证分型治疗的方式，并开展实验研究，这种科研模式至八十年代初一直是中西医结合科研的主体，在骨折研究，针麻和经络研究，血液病研究，慢性支气管炎研究，急腹症研究，肿瘤研究，急症研究等领域中得到体现；并总结出“肯定现象，掌握规律，提高疗效，阐明本质”的科研程序。以血瘀证和脏象生理学研究和证候实质研究为代表的基础理论研究和诊法研究起源于七十年代，而在八十年代得到迅速发展。从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的性质看，五、六十年代实验研究人员以西学中医务人员为主，七十年代末以后则和中医中药人员并重。
八十年代中，证候研究列入中医“七五”攻关课题，本领域引起中医界广泛重视。其研究复盖面广，据不全统计，全国除三省一个自治区外，约26个自治区及解放军共计百多个单位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其重点地区为：上海、北京、辽宁、吉林、广东、福建、贵州等。
此期间获得较大数量的成果如：“肾阳虚证的下丘脑—垂体—甲状腺、性腺、肾上腺皮质轴功能的对比观察”，“性激素在男性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中的变化和中医虚证（肾虚）的联系以及应用不同的中医治疗方法的效果”，“肾虚证β肾上腺素受体M胆碱受体环核苷酸系统的关系及某些滋阴助阳药的调整作用”，“中医‘肾主耳’理论的实验研究”，“补肾法对老年男性下丘脑—垂体—性腺轴作用的临床和实验研究”，“‘脾主运化’的实验研究和健脾益气法则的作用探讨”，“脾虚型重症肌无力临床及实验研究”，“脾虚型萎缩性胃炎临床及实验研究”，“重症肌无力脾虚证型的辨证论治、疗效和治疗机理研究”，“瘀血与衰老的关系——衡法Ⅱ号抗衰老的临床和实验研究”，“高原低氧环境与气虚、血瘀证关系的研究及高原中药防治气虚、血瘀证疗效分析”，“血瘀证证型研究”，“肝阳上亢证的研究”，“肝瘀气滞血瘀临床和实验研究”，“心气虚的实质及生脉散对左心室功能作用的研究”，“心气虚证的临床辨证规律及党参、黄芪治疗作用研究”，“阴阳计量辨证模型与辨识软件系统”，“劳倦饥饱致脾虚动物模型研究”，“痹证的实验模型与现代病理基础研究”，“中医气血理论指导冠心病治疗的临床及实验研究”，“气血相关理论及其在冠心病治疗中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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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治则治法研究
（一）扶正培本治则研究
扶正固本治则的提出是随着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肺心病的研究形成的。七十年代全国慢性支气管炎的中西医结合研究非常活跃，取得可喜的进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天津市、福建省等九省市慢性支气管炎中西医结合标本诊断分型研究协作组的工作，其已有专著出版。
1977年11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慢性支气管炎临床专业会议上，根据九省市协作组的研究结果，修订了《慢性支气管炎中西医结合诊断分型防治方案》。在支气管哮喘上，最重要的进展是发现本病有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紊乱并提出“发时治肺、平时治肾”的观点。30年来呼吸系统疾病的研究成绩主要表现在：治疗学的中西医结合既提高近期疗效，也提高远期效果，为防治呼吸系统疾病而发掘的“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治则具有普遍意义；陕西防治慢支炎协作组七十年代以来对痰饮丸防治慢性气管炎扶正培本作用做了较系统的研究。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肿瘤组1974年后对六味地黄丸抑制食管上皮细胞增生在临床及动物上做了系统实验，肯定了其效果。上海龙华医院1975年报导补阳药能使动物抗体生成时间提前，养阴药能使抗体存在时间延长。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1976年报导了对“扶正培本”治则实验研究的结果。从肾上腺皮质激素、免疫、抗疲劳等方面作阐明。张文亮1979年报导“在特别注意检测条件的一致”的前提下研表明，党参、白术、茯苓煎汤内服，能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黑龙江中医学院1979年报导用扶正一号方（仙灵脾，熟地，胡桃仁，五味子，陈皮）治疗严重肺心病病人，提高细胞免疫功能。医科院1978年报导黄芪能使机体产生干扰素，增强机体对病毒的抵抗能力。
扶正药物对肿瘤病人免疫状态的影响引起广泛注意。天津人民医院1974年报导用补肾健脾扶正药配合化疗，治疗48例淋巴瘤，对保证化疗的顺利进行有明显作用。刘亚光1978年报导不少扶正中药如茯苓、薏苡仁、黄芪、白术、百合、麦冬、白芍、山药、豌豆、蘑菇、甘草、糯稻根等均具有扶正和抗癌的两方面作用。王殿祥1979年综合不少单位报导用温补肾阳或益气养阴药物为主，适当配合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等药物治疗多种肿瘤，使淋巴细胞转化率明显提高，临床症状也趋好转。
补肾治疗的研究：通过病理观察，发现肾阳虚者肾上腺、甲状腺、睾丸等内分泌腺体有功能低下的形态学改变。温补肾阳药可调节下丘脑—垂体及其靶腺轴的功能，其中对肾上腺轴的影响较大；鹿茸、仙灵脾、附子、苁蓉、补骨脂及六味地黄丸等补肾方药有调节神经内分泌的功能。沈自尹等1984年至1987年对补肾法和健脾法延缓衰老的效果作比较研究，认为前者效果更为显著。邝安坤发现附子和肉桂两味助阳药之间也有明显的互相制约现象可相互缓和它们过于猛烈的作用。
温补肾阳药（肉桂、仙茅、菟丝子、锁阳、黄精等）能使以粗制胎儿甲种蛋白作抗原免疫家兔的抗体提前形成；滋补肾阴药（鳖甲、玄参、天冬、麦冬、北沙参等）能使抗体时间延长。发现补肾药黄精、首乌、杜仲叶、狗脊、锁阳、仙茅、生地、熟地、桑椹、桑寄生有中轻度的免疫激发作用。补肾阳方药动物灌服有增加红细胞、血色素及网状红细胞的作用；滋阴药可防止化疗引起的白细胞减少；川断、杜仲、当归、鹿茸、熟地、补骨脂、菟丝子、枸杞子、白芍、陈皮等能促进骨折愈合，并可改善动物摘除睾丸后所引起骨质疏松和溶骨现象。温肾方、利水方，温肾利水方能改善家兔实验性肾炎肾脏的病理变化，延长造型动物存活时间。仙灵脾提取液对正常麻醉家兔和肾型高血压大白鼠有降压作用，其降压原理可能由于周围血管扩张；补骨脂对离、在体心脏均有扩张冠状动脉作用，从补骨脂中分得的补骨脂甲素和乙素（两种新黄体酮），后者有刺激Hela细胞的作用，并能显著增加离体豚鼠心脏的冠脉血流量。
（二）通里攻下治则研究
通里攻下治则研究是随着急腹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开始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从1958年开始起步。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探索阶段。通过临床实践探索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方法，在肯定疗效的基础上研究规律。大量实践证明，这一探索是成功的。六十年代初期，在《中华外科杂志》等刊物上发表的大量文章，反映了这一阶段的进展。1958年一股发扬祖国医药学的强劲东风吹进天津医学院，随之开展西医学习中医工作。1963年把南开医院改为中西医结合基地。
七十年代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逐步深入的阶段。1971年2月6日，周总理接见了参加第一次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代表，对中西医结合工作给予了明确的指示，使中西医结合工作恢复了生机。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在天津及遵义连续举办了几期学习班，交流了各地的诊治经验，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又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起来。1970年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卫生部开始筹办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1971年开第一次全国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证学习班。1975年成立天津急腹证研究所。这一阶段的主要进展是，辨病与辨证的研究不断深入，对手术与非手术疗法的选择渐趋合理，实验研究初步展开，剂型改革取得进展，同国外的学术交流也开始起步。这一阶段的成果在天津市南开医院与遵义医学院合办的刊物《急腹症通讯》与共同主编的《新急腹症学》一书中作了较充分的介绍。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期，找到了“以法为突破口，抓法求理”的科研途径。
八十年代以来，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进入了向高层次发展的新阶段。“七五”规划，拟在“证”（急腹证有代表性的实证与虚证）的实质探讨。“法”（主要治则）的深入研究，“理”（新理论学说）的探讨等六个方面进行研究。
（三）清热解毒法的研究
清热解毒法杀菌抑菌作用的研究：鱼腥草、穿心莲、银花、黄芩等在临床上广泛使用。鱼腥草注射液防治外科手术刀口感染52例，其中48例获甲级愈合，且优于抗菌素组，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作用量强，在稀释到1∶40000浓度下仍有抑菌作用；急腹症常用的清热解毒药物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抑菌作用，仅其抑菌谱及抑菌强度各有不同。抗病毒作用研究：白虎汤能明显提高被乙脑病毒感染小白鼠的存活率，螃蜞菊（又称空心苋）注射液对流感病毒（70-5株）、乙脑病毒（P3株）及狂犬病毒（固定毒）等均有明显的抑毒作用，用螃蜞菊治疗880例乙型脑炎（其中极重型97例，重型90例，余为较重型与轻型），治愈率达89.5%。此外，清热解毒药物有减毒、解毒，对无菌性炎症有抗炎、抗渗出及提高吞噬细胞功能以及调整交感神经—肾上腺系统等方面作用。
河南医学院等1973年观察山豆根，白花蛇舌草、炒苡仁、喜树果等清热解毒药可使幼鼠胸腺萎缩。上海儿童医院1976年报导以中药三黄汤为主（茵陈、山栀、大黄、黄连、黄柏）治疗新生儿黄疸38例，近半数获显效。黄芩有效成分黄芩甙能抑制肥大细胞的巯基蛋白酶，因此有抗过敏作用。刘亚光、汪承柏1979年综合报导洋金花、麻黄、苍耳子、秦艽、防己、枳壳、枳实、牛膝、黄连、甘草、泽泻、柴胡、龙胆草、荆芥、葛根、猪苓、白芷、桔梗等，均能抗介质释放、抗组织胺、抗乙酰胆碱，以利于治疗多种病理性过敏反应所致的疾病。
（四）气功疗法实验研究
气功实验研究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1959年徐丰彦即发表“气功疗法机制的研究”，观察到气功锻炼对呼吸系统功能最明显的影响是可使呼吸减慢和加深，呼吸运动描记发现练功效果好的，呼吸曲线柔和而均匀。X线下练功时比一般状态膈肌上下活动幅度增大3～4倍。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1959年报导气功对血压的影响与单纯休息和自然睡眠不同。莫浣螈1959年报导练气功对腧穴皮肤电流的影响。上海第一医学院气功专题研究小组1960年发现气功可明显增强和调节消化系统的功能状态。练气功时吸气、呼气对心输出量有影响。上海第二结核病院1961年发现气功状态下腹式呼吸明显。“卧式内养功”有使胃肠排空加快的作用。武汉医学院卫生系1961年观察到练静功时，可使心率明显减慢。血管通透性加大。广东医科院胸科疾病研究所1961年报导气功对大脑耗氧量的影响。赵连云1962年观察到气功治疗矽肺病人观察中，可增大胸围，增加止息时间、肺最大通气量等。肺结核病人练功达有效阶段时，氧消耗量及二氧化碳排出量均减低。上海第一医学院生理教研组1962年报导内养功与血管舒缩关系的研究。练功入静时可使气体代谢率降低。对血糖较高者有降糖作用。项殿芳、肖俊等1962年岱功姿势与氧消耗量改变的关系。气功对血压有明显影响。重庆医学院生理教研组等1963年发现气功状态下血管运动中枢活动状态趋于稳定。诸云清等1963年报导气功对支气管哮喘患者尿17-酮排出量的影响。赵光胜等1979年发现高血压病人练气功者可使脑电图α波明显增强。且有一定后续作用。王伽林1980年报导气功对胆汁分泌也有明显影响。通过脑电图观察认为气功状态下的大脑皮层活动可能是一种特殊的保护性过程。邝安坤等1980年报导练功前后血浆cAMP含量变化很大。梅磊等1981年也探讨了气功的脑电特点。